年电影于法国诞生，年电影传入中国。在整个国外电影如火如荼发展的同时，我国的电影发展也在同步跟进。由于民国时候上海租界较多，因此相比于其他地方接触的文化要更加多元化，同时也更为自由一些，于是便成为了中国电影发展的重心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整个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过程中，很多人会把目光聚焦在故事片上。在中国电影史上，往往如张石川、郑正秋、蔡楚生等故事片导演会浓墨重彩书写，有一个群体被极大地忽略了，他们就是纪录片导演。
黎民伟照如今回头去看，早期中国纪录片首推黎民伟。此人因为年拍摄了《庄子试妻》而成为香港电影之父，但是他拍摄的故事片较少，由于那个年代正逢北伐战争、抗日战争，黎民伟大部分作品都是扛着摄影机到战场上拍下来的。如果说张石川是中国故事片之父，那么黎民伟显然是中国纪录片之父。
本文的着重点并不在黎民伟身上，而是中国第二代导演中的程步高。此人的电影理念同黎民伟相近，但又有所不同。相近的是程步高同样喜欢拍纪录片，并且一如黎民伟拍摄了诸多战争场景，比如年上海爆发的“一二九抗战”，二人都扛着摄影机到战场有过真实记录。不同于黎民伟对纪录片的单一执着，程步高把纪录片理念同样运用在了故事片创作之上，这种纪录式的故事片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但同时也是冒大不韪。
中间程步高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电影工作者搞了一次“蒙太奇运动”，强烈的剪辑反差不仅给了足够的视觉冲击，同时也迎合了当时如火如荼的革命情绪。与此同时，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艺界中“左翼作家联盟”成员占据绝大多数，自然而然对吸收苏联文艺思潮采取积极态度，苏联式蒙太奇便成为了判断电影优劣的重要标准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在年“左联”成立时，许多中国文艺工作者争相参与了其中，但是程步高似乎无心政治，对“左联”兴趣不大，一直独立于这个团体之外，就连电影理念也是如此。在由夏衍编剧的《狂流》《春蚕》两部电影中，程步高仍旧坚持不懈地追求着他的纪录片式拍法。夏衍作为“左联”核心成员想必会希望自己的编剧作品能够按照苏联式蒙太奇来，以展现更多的革命观点，可是程步高并未妥协。
《春蚕》海报拍摄《春蚕》时，程步高这样描述当时拍摄场景：
把摄影机装在三脚架上，下面铺上跳舞柚木地板，不用轨道。摄制时，演员走，放摄影机的三脚架就跟。未拍之前，熟能生巧，终于成功。好东西要学，想法子去实践，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可以看得出，上世纪二十年代德国的表现主义电影运动已经传入了中国，程步高对此有了很好的吸收。他学习了当时德国导演茂瑙的“解缚的摄影机”理念，摆脱三脚架对摄影机的固定控制，使用跟镜头之类的拍摄方法，以达到真实的记录效果。可以说，程步高是中国最早引进德国电影理念的导演。
《狂流》电影宣传在电影《狂流》中程步高对这种纪录片式的电影运用更是成熟。《狂流》诞生于年，这回他直接用了年拍摄的武汉水灾写实镜头，加入在电影之中，放映效果甚好。后来程步高评价这部电影时称：
这部影片原来是由张石川导演，后来因为我到过灾区，也拍了不少记录镜头，可以利用，于是就由我导演。影片公映后舆论不错。可能主要是夏衍剧本写得好。
在年洪深编剧的《新旧上海》中，程步高对长镜头拍摄已经运用十分娴熟。该电影拍摄完成后，洪深如此评价：
《新旧上海》在步高兄导演下“完工了”，我看完了试片之后，我感到非常满意，因为步高兄不仅在导演方面满足了剧作者的企图，并使剧本的意义更为鲜明而突出。
洪深照洪深作为“左联“成员，能够说出这番称赞的话，显然，程步高的长镜头电影理念此时已经征服了曾经对自己指指点点的”左联“。正如洪深所言，一个剧本在程步高导演之下，不仅可以完成剧作者的创作初衷，同时也能够用独特镜头语言让主题意义更加鲜明。对于一个剧作者来说，能够遇上这样一个导演，当然是极其幸运的。
程步高与电影的情缘开始于大学期间，彼时的他时常撰写影评，翻译国外电影技术知识，因此对于国外的电影发展有很好的接触，为他后来的导演生涯提供了不少素材。后来在他法国留学归国后，服务于大陆影片公司，应吴佩孚之邀，到洛阳拍摄了两部纪录片《洛阳风景》《吴佩孚》。
可以看得出，早期的纪录片生涯对他后来的故事片创作影响颇深。如今回头去看，如果说黎民伟是中国纪录片之父，那么可以认为，程步高是中国长镜头电影之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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