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导演凯瑟琳·毕格罗，代表作包括《底特律》、《猎杀本·拉登》与《拆弹部队》......她绝对可以算是个特殊又难以归类的存在。
首先，她是好莱坞为数不多、持续活跃的女导演之一，是史上第四位入围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女性，也是其中唯一一位我行我素的导演。
此外，她的作品并不带着所谓的“女人味”——从题材来看，传统刻板印象中女性特别喜爱的主题如爱情、婚姻、家庭，很少在她的片里出现，这已经令她与大多数女性导演不同；
从影像处理来看，她对于暴力、血腥等等通常由男导演们霸占的领域侵门踏户，毫不退缩，但又自成一格。
凯瑟琳·毕格罗也是少数成就非凡的女性导演，而且处处突破传统上对女性角色的刻板想象与设限。
从凯瑟琳第一部单独执导的作品《血尸夜》，就看得出她与众不同之处。
该片剧本由凯瑟琳与埃里克·雷德合写，描述美国南方男孩卡莱布某晚见到女孩梅，两人相处一晚似乎互有好感，但心动不已的迦勒，不明白女孩为何急着在日出前回家。就在他以“载她回家”为筹码讨吻之时，女孩竟咬了他一口，之后迦勒便开始害怕日光，焦急回家要找父亲与妹妹，却在此时被玫与伙伴们绑架走......
若只知晓上述人物设定关系，可能会轻易将《血尸夜》定位为类似《暮光之城》的吸血鬼爱情片，但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本片揉合公路电影、西部片、恐怖片等元素，并改变了传统吸血鬼电影的惯例，“吸血鬼”三个字从未出现在片中，没有大蒜与十字架，梅与同类们不是什么古代贵族，并不光鲜亮丽、性感诱人，可以说就是一群夜间出动，杀人饮血，遇上阳光便丧命的小角色罢了。
《血尸夜》的特殊美感与神秘氛围，非常引人注目。
一望无际的地平线，夜晚的蓝色调与霓虹灯，白昼的橘黄色泽，打造这群法外之徒所处世界的独特诱惑力。
当两方驳火时，子弹打穿墙壁，透进能夺取吸血鬼性命的阳光，这致命又美丽的景象，让人在激烈枪战中忍不住愣了一拍，震撼于微物之美，又感叹生命之脆弱。
这是一部现代的西部片，虽没了牛仔，但荒野、暴力、掠夺的主题，以及人心的孤单寂寥，仍是一样的。
《血尸夜》虽然是三十年前的作品，但其内涵与特色，后来重复出现在凯瑟琳的作品中。
其中一个几乎贯穿所有作品的主题，也是最常令她受人批评的，是暴力。
这似乎是凯瑟琳最有兴趣的题目。她执导过的第一部短片《出卖皮肉的人》，内容正是两位男性在暗巷互相攻击，并由两位符号学家透过旁白讨论、解构萤幕上的暴力行为。
曾经是画家的凯瑟琳·毕格罗，对美感很敏锐，这或许也让她暴力动作戏的安排与场面调度特别出色。
例如《血尸夜》的酒吧攻击戏，《霹雳蓝天使》的街头枪战，《极盗者》两位主角的徒步追逐戏码，《末世纪暴潮》利落又充满活力的各种动作画面，以及使用摄影机稳定器与剪接手法制造宛如镜头在角色脑袋中的VR体验，或《猎杀本·拉登》里的夜袭本·拉登......
但在电影里呈现暴力，并不代表支持或原谅暴力，过去她在谈电影《21世纪女子》时曾说：“我不喜欢暴力，然而我对真相很有兴趣。暴力是我们生活中的现实，是我们所处社会背景的一部分。”
凯瑟琳后期作品的内容，越来越走向真实世界，更讲究可信度，也更带着对暴力的批判与反思。
尤其在《拆弹部队》之后，她更注重地缘政治或其他社会现状的写实研究，几乎接近纪录式剧情片。
《拆弹部队》的主角威廉姆斯·詹姆斯，在伊拉克带领一队拆弹部队，处处危机四伏，有狙击、有爆破，但这些暴力没有任何爽快感，只让人感到害怕、惶恐，唯一能把战场当自己家那般自在的，只有战争是他的毒品的男主角，而他外表英雄般的男子气概，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瘾问题。
《猎杀本·拉登》的前三分之一几乎都在虐囚，没有任何一个角色站出来说“够了，我看不下去”，包括女主角、中情局探员玛雅。
这位最后逮到本拉登的大功臣，虽对虐囚感到恶心跟难受，但一路以来都不置可否，这让部分评论者认为《猎杀本·拉登》是在为这行为背书。但我感觉凯瑟琳想呈现的现实，比单一、黑白分明的“虐囚是必要之恶”或“虐囚没用、还是要靠扎实的侦探基本功”要复杂多了。
所以花费非常多心力凸显美国情报人员的无奈与焦虑，当受虐者整日困在小空间里受苦受难，情报人员也跟着困在那没有快乐的地方，除非是天生的虐待狂，否则这样日以继夜直视残酷，不可能不痛苦。
同时，世上仍不断有其他恐怖攻击，也有同仁被杀害，每一次发生，都让人员的压力更大，不仅要被上司鬼吼臭骂，更害怕下一次会发生在美国本土，让亲友与同胞伤亡，而一切都会是自己的错。
而玛雅这一角色，不仅代表美国中情局，也代表大多数的美国人。
《猎杀本·拉登》一开头就是当年事件受害者的求救录音，让观众体会无辜罹难者生命最后一刻的绝望恐惧，一股对加害者的愤怒，油然而生。接着马上转换到两年后，中情局试图刑囚取得线索，这样的安排，仿佛在挑战观众的道德罗盘：
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
或许最多观众心底诚实的反应，会是这样吧。
不想看刑囚画面，不想知道自己的国家在刑囚，但如果有，那他们大概不打算认真反对。试想：当电影里主角的亲人被绑架或是杀害，而主角对落入手里的敌方小喽啰拳打脚踢、威胁生命以逼求线索，谁能够不同情快要失去理智的他？
在《猎杀本·拉登》里，凯瑟琳的暴力画面迫人诚实面对自己，认真思考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都希望做个道德高尚的好人，但在面对环境、情绪、压力的挑战时，还能坚守那样的原则，需要更坚定更冷静的态度。
也就是说，大多数人恐怕都没办法。
《底特律》更以暴力画面强迫观众直视在美国引以为傲的民主法治、辉煌成就背后的难堪黑暗面。
毕格罗先前谈在《21世纪女子》，就曾利用支线探究过美国的种族问题，到了《底特律》则成了主剧情。
年，当无辜的几位黑人与两位白人女性，在阿尔及尔汽车旅馆被白人警察不当质问、恐吓、暴力相向，凯瑟琳非常有耐心地建构整段过程的恐怖与煎熬，不回避，不给观众松口气的机会，手持摄影近拍这些住户的脸，他们惶恐犹豫、焦急想着要如何回应警察，担心这儿就是人生终点。
这些段落表达一个可悲的情境：事实是什么根本不重要，一切只是个恐怖心理游戏，一个病态的生存游戏。
受困者必须不断推测恐吓者的心态，讲出他想听，或至少能让他放过自己的话，想办法撑过今天。
透过暴力画面，凯瑟琳让不分种族肤色的观众，都感受到了那股绝望无助，《底特律》写实的白人警察暴力让人非常难受。
《21世纪女子》的黑人歌手遭洛城警察行刑式处决、或电影尾声一位黑人女性被白人警察围殴爆打，也教人很不舒服。这都是为了引发观众强烈的同情心。
《底特律》里头有个黑人角色，试着向两位白人女孩形容身为黑人的感受。
他说：就像一直有人用枪指着你的脸。
《底特律》的暴力就是那把枪，要观众感同身受。
从暴力的形式以及使用，延伸而来的另一个主题，则是道德的复杂性，以及现实的困境。
在杰米·李·柯蒂斯主演的《霹雳蓝天使》里头，女主角梅根是个菜鸟警察，随着线索逐渐透露，观众会发现梅根当年决定成为警察的原因，与父亲长期对母亲家暴有关。她从小眼看着母亲被殴，却无能为力，母女过去肯定求过父亲千百次而未果，环境不断告诉她：“力气大的就是胜者”。
因此唯一能帮助母亲的方式，就是成为拳头比较大的人，让父亲知难而退。
立志当警察的她，心中不断追寻的，恐怕不是正义，而是她从小到大受够暴力男性的威胁，知道这是个以暴制暴的世界，于是决定要玩这个男人的游戏，并把他们击败。
这是“以柔克刚、以德报怨”等等理想态度的现实困境，如同《疯狂的麦克斯4：狂暴之路》美丽动人的种母们，设法靠自己逃出来，而得靠体力、战力与外表与男性几无差别的女主角才有机会。这些影片并非推崇暴力，而是点出理想主义面对现实状况时的无奈。
《霹雳蓝天使》片名中的蓝色，贯穿整部片，暗示着暴力与刚强。
梅根的警服是蓝色的，当不知情的她以为心理变态的尤金只是单纯的追求者，有次穿着红洋装的她与对方接吻，旁边的砖墙在夜晚的灯光下被照成蓝色，暗示着之后不祥的发展。
后来着便服的她与另一名警探在屋内随时准备好攻击尤金，后头的窗户也透着蓝光。
最后，梅根必须独自上火线面对尤金，她如仪式般穿戴好整套蓝色警服与装备，仿佛这能给予她无比力量。
但一路以来这些蓝色调也暗示着冷酷无情、吞噬人心的暴力国度。最终尤金是被梅根独自击毙了，但梅根脸上尽是疲惫无力，暴力帮助了她，却也透支了她。
梅根对警服，对枪枝，似乎是有一些崇拜感的，看她穿戴上制服与装备的态度就可以得见。
而让梅根在一开始引起尤金注意的，也是梅根面对抢匪时，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开枪的狠劲。
理想中，我们希望军警等人都是对公平正义有热情，纯粹想要保卫人民、捍卫国家的，但不可否认，军警这些危险行业中，不乏本身爱好战争、喜欢生死交关的危险刺激感，过度崇拜偏重暴力表象的男子气概，不会规避甚至爱拥抱冲突，或抱持某种隐性恨意的人。
在这些行业，他们的黑暗欲望可以合法获得满足，甚至可以把许多平常人做不下去的工作做得很好。此类角色常在凯瑟琳的电影里出现，就像《拆弹部队》的主角威廉姆斯、《猎杀本·拉登》对刑囚无太大反感的探员们、《K-19：寡妇制造者》里由于太爱国而让全体人员陷入险境的舰长、或是《底特律》凶残的白人警察克劳斯。
我还记得《霍比特人1：意外之旅》里头的警长，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把有任何一丁点种族歧视倾向的警察都踢掉，大概只会剩下三个警察，而这三人都会歧视同性恋。所以你说该怎么办呢？”
正如想要寻找骁勇善战、不怕死的人才，又要他们爱好和平、博爱世人，在现实中并不容易！
在连续交出《拆弹部队》、《猎杀本·拉登》与《底特律》三部引人对暴力与道德做出省思的作品之前，凯瑟琳拍了一部根据史实改编的作品《K-19：寡妇制造者》，描述冷战时期，俄国新研发的核子武器潜水艇K-19，在水中实地操作时，意外演变成核爆危机的故事。
不仅将舰上全体人员置于险境，还可能造成美俄误会，引发大战。这部片在主题、步调、人物内心冲突、动作画面处理等等方面，都为凯瑟琳后期的风格转变铺了路。
面临一触即发的危机，哈里森·福特与连姆·尼森饰演的正副舰长都明白，此刻非常需要团结一致，但又因两人价值观与选择不同，而无法达成共识。
凯瑟琳很有耐心地缓慢建构双方的敌意与压力，每一个环节需要做的决定都很困难，须考量的角度既庞杂又彼此冲突。
因此意见完全相反的双方，都自认尽忠职守、做对的事，也都各自有理，没有哪个解决之道是毫无疑问的。
就连起初因过于积极而引发核爆危险的舰长，其出发点也是忠党爱国。到底做到哪个程度算爱国？超过哪条线叫做好战、不顾弟兄死活？恐怕没人说得准。
幸好到了最后，虽有几位俄国军人牺牲性命，但他们成功解除危机，避免一场世纪大灾难。
只不过，现实中常有更复杂难解的状况，就算自认尽忠职守的军警特务尽完本分，采用大多数人都赞同的作法，事情也不一定能真正结束。
最极端的例子要属《猎杀本·拉登》。大部分美国民众一定都痛恨双手沾满鲜血的本拉登，能击毙这位盖达组织的首脑，怎么听都应该是个值得庆幸的事。
但在《猎杀本·拉登》尾声，大功臣玛雅的脸上却是疲累与茫然。
她上了座位空荡荡的专机，驾驶问她要去哪，玛雅无法回答，或许美国也一样。
这场狙杀带来的，是更多硬碟、更多资料，未来得进行更多的反恐工作，导演毕格罗在电影中重现本拉登宅邸被海豹部队攻陷的过程，并未闪躲令人难受的细节，观众望着一路上被杀害的男男女女，无法不去想：那些在半夜亲眼见到父母被美国人冷血射杀的孩子们，他们的仇恨，未来会是什么力量？
排山倒海的伤痛又要用什么来弥补？这部电影没有英雄，太多复杂情况不是靠有能力、有狠劲的军警特务尽忠职守，就能给予人民完整保障的。
甚至这些地下工作者，内心也已经支离破碎。这些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
处理《拆弹部队》与《猎杀本·拉登》的题材时，凯瑟琳都没有将它们拍成伟大美国的爱国宣传片，而是留下许多讨论空间，这也让她招致某些批评。
但凯瑟琳不喜欢在电影里说教，她喜欢问问题，诱发观众的思考与讨论。
这样的态度，令她的电影常与传统类型片有所区隔，也带来不同的对话。
除了对现实的困境及两难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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