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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网专稿90后，三进戛纳，戛纳国际电影节的评审组称赞他是“天赋过人的年轻导演”，魏书钧有着国内同辈导演难以企及的履历成就。
他的短片《延边少年》曾获第71届戛纳电影节短片单元特别提及奖；长片《野马分鬃》入围第73届戛纳电影节的官方单元，是年中国大陆唯一入围戛纳的电影；最新影片《永安镇故事集》则再度入围第74届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又在今年平遥国际电影展上斩获费穆荣誉最佳导演奖。
《野马分鬃》是魏书钧第一部通过院线与国内观众见面的电影，它所讲述的那些人与那些事，有魏书钧本人模样和身影，也有当下广大年轻人正经历着的青春印迹。
许多导演在电影创作起步时，都会拍自我，拍半自传性质的影片，将他们的成长往事投射到角色里，侯孝贤有《童年往事》的阿孝咕、《风柜来的人》的阿清，姜文有《阳光灿烂的日子》的马小军，而魏书钧有了左坤。
左坤的故事是这样的：他是录音专业、临近毕业的大学生，游荡在学校、家庭、女友、年轻导演的片场、实习打工之间，成熟的实践经验与大学老师的刻板教学时而产生矛盾，他野蛮生长，也横冲直撞，差点无法顺利毕业。他有一辆吉普车，虽然不知道未来在哪，但他知道一定要去远方，像一匹野马奔驰在远方的草原上。但到了最后，他更像是在打太极拳里的一招“野马分鬃”，打完了，仍困顿在原地。
魏书钧接受电影网采访，回顾起《野马分鬃》与当年青春，他说，“虽然知道那时候做了很多无因的反叛，有时候会给别人造成困扰，也会给自己带来困扰。但是我通过拍它，感觉那种不知所措，一去不复还了。”他想起联合编剧跟他说的话，“这个电影拍完，咱们这个青春就落幕了。”
青春的“夹角”
《野马分鬃》的诞生源自魏书钧一段发生在年的真实经历。他买过一辆二手吉普车，也有一段特别不靠谱的青春时光，本想开着吉普车去一趟内蒙古，但是一直没去成，后来把车也卖到了那里。
“我开始想，这个车在内蒙古的样子，它是在使用中？在放羊？还是就停在一个什么地方，报废掉了？我不知道，但这个车就是去到了那个草原，这是我一开始想把它作为电影的一个出发点。”
电影的开场是阿坤在驾校里学开车，和教练大吵一番，他气冲冲地离开驾校，之后开启了他的二手吉普车之旅。一路兜兜转转，也磕磕碰碰，最后不得不卖掉吉普车，结尾的一个镜头是阿坤局促地坐在出租车里。一匹奔向疾风的野马，最终仍受困规训在社会都市的车水马龙里。
起初，魏书钧用三天时间就写完分场剧本，提取了很多个人经历作为故事情节，但是他发现所有令他印象深刻或有感受的事情都堆叠在一起时，这种表达就非常不具力，“太不知道往哪打了，就好像是一段时光的纪录片或日记一样。”这种围绕一个人去展开的电影，有那么多侧面和角度，要着重去写哪些，魏书钧陷入困惑。
他找编剧、摄影师等主创一起来看剧本，提出各种各样可以挖掘的角度。他发现，最值得写的是“这个人当时的状态和他与环境的最大夹角，这才有最大的戏剧坡度。”因此，他决定把阿坤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作为核心情节，去掉无关枝节，再重新修改故事。
魏书钧本想找一个和他长相和性格都很像的人来扮演阿坤，寻找合适的演员变得相当困难。直到他偶然看到侯孝贤导演的一段采访，讲述《童年往事》的选角失败感悟。侯导说因为那是他自己的经历，就想把电影角色和记忆中的原型去做对照，但越对照越发现他们有很多不同。因此他总结，找演员不要以记忆中的执念为参考，应该找一个大致相似的演员，演员身上的特质也能为电影带来新的创造。
这令魏书钧茅塞顿开，“我知道剧本中的阿坤其实是一个新角色，要和周游这个演员共同在摄像机的建构下完成它，电影最终实现了，观众看到的这个角色，他不是我，不是周游，也不光光是纸面上的阿坤。”
《野马分鬃》的镜头语言隐于无形，如果不仔细察觉，很难发现每一个场景基本上都是用一个镜头或最少镜头去完成调度，这种长镜头的场面调度是魏书钧和摄影指导一起定下的拍摄方式。
“这是一群年轻人的肖像，我们想用更大的景别，更客观的方式。我们选了一个超宽的镜头，后来裁掉了一部分，只用1：1.85，它的透视关系也更接近人眼真实看到的视觉维度。”魏书钧表示，“我想把三脚架作为剪辑台，三脚架每一次推，每一次摇，其实就代表了剪接。人在这个空间里的变化，语言的变化，我就用这种方式去完成。”
戛纳与大众之间的偏差
魏书钧十四岁以演员身份触电影视行业，大学就读中国传媒大学录音专业，但他最想做的事情是当导演，拍电影，后来读导演系研究生，拍出毕业作品《延边少年》，在戛纳崭露头角，获得奖项荣誉。
自此，魏书钧连续三部作品都入选戛纳，受到国际认可。戛纳选片评审对《野马分鬃》做如此评价：“极简的叙事结构下是如空气一般自由的青春旅程，其颇具创意的情节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为华语影坛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和力量。”
上一位屡次得到戛纳入围资格的中国大陆导演是贾樟柯。从陈凯歌、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在世界影坛的崛起，第六代导演转变书写中国故事的不同视角，到魏书钧这样90后的新生代导演。戛纳这座电影艺术的最高殿堂，似乎从他的电影里，通过现实主义的视野，找到了观察当下中国面貌，认识当下中国年轻人状态的全新路径。
我试图从魏书钧这里寻求他的答案，问他是否戛纳通过你的作品看到了不一样角度的中国电影？“你的角度我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我无法复议这句话”，魏书钧说，“我无法去揣测一个电影节的决策层面，对中国电影的看法，我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去这样想。”他认为戛纳提供的是一个多样性的平台，让原本不被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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