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美“田氏诗派”独特的审美基因
古容美土司“田氏诗派”的诗歌创作，是从明朝中叶复古主义与反复古主义思潮的夹缝中生长出来的胚芽，它不可避免地浸润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文学思潮的影响。从风格上来看，无论是早期的“时调”诗风还是明末清初“家国之恨”的社会政治性主题，均与当时的汉族文人诗歌流派和汉族传统文化有着明显的师承关系。田九龄接受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其诗作“多有拟古”，唐人绝句与律诗之音律、对仗等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其描写北方边地的诗作风格遒劲，立意高雅，颇有盛唐边塞诗的遗风；儒、释、道等汉文化的哲学思想与宗教思想浓浓地渗透在他作品中的字里行间，不但使诗人自己的世界观在“入世”与“出世”的十字路口终生徘徊，而且对其后土家族文人学士的思想影响尤深。田宗文一方面师法中国古代先贤借助吟咏悲叹时乱，寻求超脱，另一方面又与同时代的公安派遥相呼应，着力营构赠答酬唱之作，其诗风较为平易自然。田玄祖孙三代以诗明志，抒发国愁家恨的诗章与清朝初年汉族诗人讴歌贞烈、悲思故国的遗民文学可谓异曲而同工，反映出了改朝换代之际兵燹灾祸、民生疾苦的惨痛史实，倾述出了土家族与汉族共具的民族感情，凄楚怆然，沉痛悲壮，于沧桑感悟中道出了他们的政治理想与生命追求。这种故国沧桑、身世荣辱的巨大变故，在田甘霖的诗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退一步说，在明末清初“丹铅横飞，旗纛竿立”的文学局面下，《田氏一家言》这部跨越时空的诗歌总集纵使不能说与诸多汉族流派的创作比翼联飞，但至少也是如响斯应，颔颐相接。
那么，这个产生于“荒徼草莽”的家族诗歌世家在师承汉民族传统文化过程中，在接受同时代汉文化思潮渗透影响的过程中，是不是完全同化于一种模式或几种模式的复合而失去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呢？作为土家族古代文人文学之高标的“田氏诗派”，其作品共存的、同时也是他们独具的审美基因是什么？
“田氏诗派”诸诗人世世代代繁衍生息于武陵山北翼的容美土司，系中国西南“蛮夷之所”的东北楔尖。武陵山素以山水清奇、土石温润著称，峰峦叠嶂，溪涧交错，古原苍莽，溶洞多姿，怪石林立，植被丛茂，鸟语花繁，云蒸霞蔚，而容美恰处于这一片幽奇山地通往江汉平原之门户。荆楚文明在其东，巴蜀文化在其西，虽山险水恶且舟车不至，古陌荒阡令人望而却步，然数千年来，巴风楚雨浸润不已，民间文学盛传不衰，自然神祇、祖宗灵异被人们顶礼膜拜，文狸赤豹、幽篁山鬼与人们相携相伴。敬白虎，还傩愿，过赶年，闹丧鼓，咏竹枝词，唱哭嫁歌，跳摆手舞，对五句子，打薅草锣鼓，演柳子戏，奉“土老司”（一种主持祭祀、驱邪、还愿、求雨、送亡灵等宗教活动的土家族宗教职业者，亦称梯玛）……形形色色神秘而古老的风习一直可以追溯到遥远的秦汉时代。从其社会历史的行程来看，整个土家族地区数千年来均是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维持着羁縻制度、土司制度这样一类超稳定状态的农奴式社会机制，人们先后生活在溪峒部落首领、封建土司司主与峒民、农奴几种阶级形态的相互冲撞之中，再加上封建皇权的法律控制，土司王府内部围绕着权位的派系纷争、庶嫡之争等等，各种不可能真正平衡调和的矛盾困扰着土家族地区的漫长历史。土司统治集团内部一些政治、军事、文化方面的风云人物，在这一系列前推后拥的浪涛里冲突撕打而又各具怀抱，从而演绎出了一重重与中原文化具有不同色彩不同特质的文化景观。容美土司因接受汉文化相对来说早于西南其他土司，社会生产力较为发达，故其文化风貌在土司地区颇具代表性。尽管田氏历代诗人在创作中尽可能师法汉民族古典文学之高标，大量接纳同时代汉民族地区文化思潮的影响，但正如田舜年所言：“……求中原文献于荒裔绝徼，不有如山鸡之羽文彩可观、泽雉之性耿介足重者乎。”田氏诗人的诗作不可能不涉及到容美地区所独有的山光水色地域风情，不可能不浸润土家族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质，而幽僻清丽的自然环境不可能不引发诗人们心灵深处的乡土情结。这种特有的地域风情与乡土情结，恰是“田氏诗派”诗歌作品中难能可贵的和极其独特的审美基因。
美，是一种客观现象。自然美的客观性在于自然事物本身的属性，社会美的客观性在于决定社会生活性质的社会性。田氏诗人虽然或为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土司司主，或为亲疏不等的王府家族中人，但他们长期生活在繁山复水的容美，奇峰幽谷深溪溶洞令他们眼迷心醉，风物传说山水趣谈使他们耳熟能详，即使一次次远离乡关浪迹天涯，其难以排解的乡土情结仍是铭心刻骨、梦绕魂牵。司内男耕女织的羲皇古风、天地神祇的多元图腾、啸歌弦诵的文化传承、婚嫁丧葬的喜泪悲声；兵荒匪祸的骚扰变乱、同室操戈的势位纷争、展转流徙的命运跌宕、生离死别的心灵苦痛……不可能不在他们“各言其所言”的诗作中打下深深的烙印。正是这种拓展地域风情与倾述乡土情结的审美基因，使田氏诗歌在明清文学的丛林里未能如涓滴入海，了然无痕，而是凭其独特的一束灵光闪亮在悠悠时空，孤寂而不寒伧，朦胧而不虚幻。
田九龄的生活方式主要为两种形态，一是结庐山野，忘世避喧；二是天涯萍踪，寻佛求仙。无论在乡地的幽栖之野，还是在异域的飘泊之旅，乡情，总浓浓地浸润在诗人的字里行间。
田九龄曾借乡地容美之景点五峰庄、紫芝亭等寄情抒怀，讴歌故乡的秀山碧水，白云寒色。在诗人看来，偏僻荒凉的五峰乃是传说中的五星之精幻化而成，是上天将衡山三峰中的芙蓉峰搬过来斧削而成；紫芝亭，不过是诗人寂寞难耐时寻找灵感的方寸之所，小则小矣，却有润人心田的白露，拂人烦忧的清风，紫芝亭的夜景如道家传说中勾曲山的神芝一样闪烁明亮，紫芝亭的晨景像天台山一样尤显其勃勃生机。田九龄笔下的乡景，不是工笔画般的实景，而是一种神韵的渲染，一种粗线条的写意，其间融汇着他丰富的想象，深邃的意境。诗人在一首题名为《悠然独坐寄兴高远复得故人好音》的七律中写道：“幽兴年来颇自便，薜萝芳草共悠然。惊人岁序催黄鸟，向夕江山入紫烟。”其间的薜萝、荒草、黄鸟、紫烟，虽是山中实景，却又取材于屈原《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和《诗经.黄鸟》（“民适异国，不得其所”）之意蕴，旨在述“幽兴”之情，话“悠然”之态；紧接着，后两联中还出现了明月、白云、沧渊、征鸿等意象，令人悟出诗人的悠然之态原有假，见忌之怨方为真，其委婉含蓄的“情语”深深地掩藏于“景语”之中。容美乡景，令诗人爱深恨亦深：爱，是因为山水之美，山水之亲；恨，是因为山重水复，壮志难遂。忘世、避喧，乃是他不得已而为之。
田九龄天涯孤旅时，虽远涉江河湖泽，博览都市风情，但写得最多的却是名刹古寺，如净慈寺、西禅寺、明月寺、章台寺等等，他崇尚“淡烟疏磬浮清境”（《晚过孔道谈元》）之冷静，又热衷“风挟松涛万壑雄”（《明月寺赠太空禅师》）之热烈，有时“不见仙人骑白鹿，聊同老子话黄金”（《晚过孔道谈元》），有时“望里黄尘迷白岳，行边青草渡黄河”（《送新任安吴山人君翰之铜仁》）。诗人寻佛访寺，其浓浓的“佛情”中总折射出掩饰不住的乡情。在诗人看来，乡，是生命的起点；佛，则是精神的归宿。当他展转流徙北国江南多年后重返故乡容美的五峰庄，不由如此吟哦：
才到红尘便忆山，山中丛桂待予攀。
情知世事非真事，昨日归来今日闲。
诗人把“山”与“红尘”互为参照，可见这“山”乃是一种化外境界；现实中的事原来不是“真事”；那么，何以为真？显然只剩下“待予攀”的“山中丛桂”了!诗人的这一类乡思、山情实在是别出心裁，充满了宗教与哲学的理念，而这种深化与变形的审美思索通过文学的手段表现出来，不能不令人回味无穷。
田宗文的存诗很少有直接描绘乡地容美的画面，却大量铺展了湘湖沅澧水乡泽国的明丽风光。连他舟车劳顿后赖以休憩的“楚骚馆”也不在容美，却在澧水之滨，可见其山居之日甚少，而漂泊之时居多。他的诗以江南水乡的地域风情取胜，九水寒露、三湘暮霭、薜萝潮汐、幽岛钓船、草色芳杜、湖滨茅舍、萩月寒浦、芦烟晚湍、古洞桃花、芳洲橘树、杨花塞雁、湖风凉月、惊鸿群鸥、丽藻云石之类意境俯拾皆是。如果说，田九龄的诗弥漫着一层神神秘秘的佛光，那么，田宗文的诗则笼罩着一片影影绰绰的水雾。湘湖沅澧水乡与土家族聚居的武陵山地相依相傍，田宗文以此取材入诗，仍可视为一种大视野的乡土情结。他以其屈骚宋赋的遗风、流畅自然的语式、别友怀人的角度、湖光山色的韵致，在流派蜂起的明朝万历年间别开一诗的世界，理当引起评述者的足够重视。试看诗人《江亭与武昌张郡丞饮别》一诗：
江云漠漠月娟娟，长忆追陪使者宴。
别思总如湖上水，朝朝暮暮到晴川。
用“漠漠”云、“涓涓”月、“湖上水”喻指恋恋不舍的别情，且这别情还如“晴川”一样“朝朝暮暮”地流，一直流向友人欲去之武昌，这重重意境何其清新悠远！可见诗人把水乡的自然美一旦融进诗中，即有了形象而深广的艺术指向。诗中叠词的运用更使音乐感与画面感和谐交汇，既色彩斑斓，又流畅舒缓。
土司诗人田玄曾用“文章石破天惊奇，磊磊襟怀何可羁？”（《别意赋送白珩侄还公安》）之语来表示对于白珩高超文采与阔大胸怀的赞许，那么，“石破天惊”的文章由何而来？诗人在另一首《春游作歌招欧阳子》中写道：“子有才有学，得山川之艳冶益优；子病渴病愁，得山川之蕃变以瘳。”文安之评此为“山水于人原多自助，此乃独能领略”。田玄认为，烟霞、云霓、春风、流泉等秀美的自然景观能使有才之人才更优，病愁之人解病愁，人只有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方能心宽体健，才华洋溢。很显然，诗人虽然未能像田舜年那样提出文学师法山水自然的理论主张，但也隐约道出山水酿文才、境界拓胸襟之至理。诗人自己正是出于对容美山水景致的无限钟情，方能面对“林高风欲澹，霄净野无尘。暮响急依水，凉飕细入筠”（《秋兴》）的秋色秋声酿制出情文并茂的佳句；方能领略“晓峰萦楚带，春树挂吴绡”（《立春日忽雪》）的故乡山景图是冥冥上苍对于母性土地的慷慨赐与。田玄即景抒情的诗篇虽然存者不多，但浑穆宁远，清淡闲适，富有容美乡地的地域风情特色，故被文安之称其为“径迷往复”的“千树花林”，“世外芳香”的“仙山瑶草”。
田圭是“田氏诗派”中的田园诗人，特有的田园野趣和山光水色构成了他诗作“蕴藉风流，静深而有致”的特质。“入村才数里，一转一深幽。花密当檐媚，涂穷隔水求”（《三月三日谐诸子饮于双溪桥下因效曲水流觞之事》），曲径、幽溪、繁花、芳草，明媚的山乡早春令人情趣盎然；“市火炊仙桂，山泉汲涨泥。泼窗听竹倒，没树撼云齐”（《暮春山斋苦雨》其二），而山斋的绵绵春雨又给人凭添无限烦恼：珍贵的桂树也只好砍来当柴烧，泥水汇入泉中，使泉水一片浑浊，窗外不时有竹子被瓢泼大雨击倒，雨雾使远山的树木变得影影绰绰；“竹树森疏鸟乱鸣，共君晨夕话无生。倦行溪畔随鸥狎，梦过园林畏蝶惊”（《和章华程文若山居韵》），这是一幅非常典型的山居生活图景：绿树挺秀，翠竹葱郁，百鸟共鸣，清溪相伴，园林掩映，主客于其间倾心畅谈，而所谈的恰是佛家超脱尘俗、忘身物外、胜赞田园隐逸生活的教义，沉醉于斯，大有庄生梦蝶般的虚幻迷蒙之感，本诗结句“只宜稳卧云深处，帘卷烟岚远岫横”，表明诗人把品赏烟岚缭绕、远山含翠之至境当作了人生要义，“山居”，正是诗人渴盼“出世”的同义语；“夜深疏雨溜花渠，闲里抛书一笑余。雀乱丛篁喧坐客，云浮小簋荐山蔬”（《暮春雨夜煮字亭小饮》），忽闻暮春夜雨，想到“流水落花春去也”，不经意间，人又老去一岁，一味地沉于书中又有什么意思？不如听一听竹林雀喧，品一品醇香老酒，尝一尝山肴野蔌，自由自在地做个世外之人。田圭之诗，总是在读者的视野里铺展出一重一重清逸幽邈、玄奥斑斓的容美山地景观。这些色泽明丽的景观既是作者耳闻目睹的真切感受，又是作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用秀山丽水的诗篇来淘洗尘世功名利禄的污垢，这虽然不是土家族诗人田圭的首创，但田圭笔下的山水，显然独具他所熟知的极其浓郁的地域特色。
田圭对农业劳动的形象描写为他的田园诗增添了盎然的生活情趣：“……抱瓮亲出汲，聊以避尘俗。播种渐成行，时时除虫蠹。绵绵日渐繁，引藤上茅屋……瓜熟野人田，即是野人福。”诗人对劳动的亲切感情和对收获的快乐情绪跃然纸上，但同时也隐隐透露出“化外之民”不得其志的怨气，以“野人”自居，显然是一种无奈心境的自我解嘲。
更为弥足珍贵的是，田圭还在诗中以淡雅柔和的色调表现出了土家族传统的民情风俗，如土民独特的服饰风格、建筑风格、丧葬祭祀礼俗等，组诗《澧阳口号》堪称这一方面的代表作。“高髻螺鬟尽野妆，短衫穿袖半拖裳”，“家家临水作岩楼，半是村街半是浮”，“夜深响彻呜呜号，争说邻家唱大傩”……直到今天，人们仍可从清江流域、溇水流域、酉水流域的偏远山村看到“高髻螺鬟”、“短衫穿袖”一类的服饰遗风，至于“半是村街半是浮”的水上吊脚楼群（也有的顺山势坡度建成）则比比皆是，被民族学专家称为土家族富有特色的干栏建筑艺术。“大傩”，乃是土家族多神信仰、多元宗教的一种文化图腾，人们试图借助神灵以达到驱疫逐鬼保安宁的实用目的。从田圭诗中可见，当年那种通宵达旦吹牛角号歌舞娱神的恢宏场面已相当壮观了。容美一带的“大傩”后被田舜年引进吴歌楚调且与庙台戏结合起来，逐步演变为一种文学、音乐、舞蹈等完美结合的戏剧艺术。
容美，后被顾彩在《容美纪游》中称为“渔郎误入之所”的桃花源，“入其中者，不辨东西南北，宜为餐霞采芝者所居”，其实，早在田圭的诗中，就已经将他的乡土比成了桃花源胜境：“我归洞口桃花笑，武陵烟水人罕到。君守故园事桑麻，各各不比当年少。”（《留别伯珩和其韵》）正是“古桃花源”这样独特的自然景观和地域风情成就了田氏诗歌独特的审美基因。田圭说：“赢得巴陵秋色在，楼头重有谪仙人。”（《送家月鹿司铎岳阳二绝》）可见这位田园诗人虽未像其侄孙田舜年那样提出明确的文学理论主张，但他取材乡土自然成就一己诗风的创作意图是自觉的：他告诉即将赴岳阳的友人月鹿，你只要拥有“巴陵秋色”，就会像“谪仙人”一样诗才洋溢，这不是与“师法山水自然”异曲而同工吗？
田商霖一生多在外地飘徙，写下了不少怀念故乡容美的诗歌，其思乡之情凝重深沉，缠绵悱恻。如：“去家千里梦千回，魂绕青山识路隈”（《道上一绝》）故乡容美的青山、路隈、松柏等，总是令诗人梦绕魂牵；“把觞漫目家山路，几缕浮云不易消”（《九月雨中上白龙观饮村舍》），举起酒杯，遥望家乡的山路，但云雾缭绕不消，惟有沉甸甸的乡愁挥之不去；“折简应多乡国泪，倾卮难释弟兄忧”（《八月廿二日得少傅公六月自蜀寄书》），捧读堂弟少傅公的信，他的乡国之思不能不引发我的共鸣，饮完杯中之酒，可弟兄间的别绪离愁终难排解；“长揖传乡信，羁人感慨生。故园谁是主，浮迹浪多名”（《有人自家园来细讯音问感怀》），拱手讯问家乡的音讯，我这浪迹之人禁不住感慨顿生，多灾多难的容美无人治理，我在外面纵然混出一点名堂又有什么价值？…… 诗人的乡土情结不仅饱和着对家乡山水的情思、亲人的怀想，更有对容美在兵燹灾祸中生灵涂炭的沉重忧虑，故富有深刻的时代特色与社会认识价值。
在田氏诗人中，田甘霖存诗最多，绘景状物的诗亦比比皆是。最典型的是他的组诗《忠溪杂咏》（四首）和《溪流感咏》（十首）。《忠溪杂咏》描写美丽的忠溪，是因为忠溪可以濯洗尘世的烦恼忧愁：“不爱奔兢各奏能，一溪云水在家僧”，淡于人事，身在忠溪，虽未出家当和尚也与出家无异；“藤杖迎风详鸟语，荷裳临水玩鱼鳞”，山中鸟鸣声声，水里群鱼嬉戏，正可令人陶养心性。诗人希望忘怀纷纭尘世，消除家国之憾，然而，无论是国事还是家事，又怎能干干净净地置诸脑后？最后一首的末联说：“不忍分阴随意过，服劳何处是王家？”那才是诗人的真心袒露。《溪流感咏》与《忠溪杂咏》一样，同样体现了诗人意欲纵情山水忘怀现实而又难以纵情山水忘怀现实的矛盾心理。由此可见，诗人写景，其主旨不在于表现容美乡地的风情风物之美，而是要把幽清秀美的大自然与繁冗多变的社会政治生活构成鲜明对比的两种人生境界，来反映诗人想有所为而不能为、想归隐田园而又总不甘心归隐的复杂情怀：“……有时歌欲啸，寻旧路，四顾林莽，危栗踏石梁。停杯问溪，平生有几欢？微云淡雨，且迩人高张。”溪，在醉诗人眼里也与人一样有了感觉，有了灵性，它能诠释诗人的团团疑问么？
田甘霖足迹遍及容美的山陬水隅，故其诗落笔皆有起伏，着墨即现丘壑。特别是小小陶庄，他曾在那里卧薪尝胆困居六年，他曾在那里痛失爱妻哭断肝肠，因此，是他心中永远的情结。诗人先后写有《陶庄感旧题壁》和《陶庄行》等诗，写丽景，写风情，写愧疚，写相思，写人琴之怨生离死别，发出“苍颜落影金樽里，还被哀猿引梦思”之慨叹。田甘霖后又困居巴东和流徙松滋、澧县，其寄托沉重乡情、抒写难言隐衷的大量诗作或抑郁忧伤，充溢禾黍铜驼之怨；或愤懑激烈，饱含击壶弹铗之音；或餐风宿露，倾泻思亲怀故之恋；或寻仙访道，突发沧桑世变之问。为了表现对故乡山水风物的由衷热爱之情，诗人观察细腻，感受真切，诸如月华、虹梁、冰花、麦浪、曲尘、花影、荷珠、莺梭、柳絮、游鱼、松涛、梅魂、水纹、荇带、榆钱、睡蝶、莲房、竹粉、游丝、霜叶、微雨、晓雪、苔痕、岚烟、寒云等或虚或实，或真或幻，无不充任田甘霖诗作中的意象。“攒峰有态温如玉，出岫无心漾若银”（《社集拙大师报慈禅林赋得云碎昼长阴限韵》），“半亩白云飞野外，四围流火绕前池”（《夏云兄忠溪署舍复成敬赋二首》其一），“山容明净水容澄，爽气先分席上灯”（《立秋日同诸友赋得秋声随步去得灯字》），“烟缝万井屋，月乱一池畦”（《晚望》其一），“烟阔山如失，林幽响欲来”（《晚望》其二），“山秃青渐出，泉响咽还秋”（《将晴复微雨》），“埽叶清花气，穿林画鸟文”（《小园闲步》）……这些诗句均是容美山地颇有特色的自然景观，灵动皎洁，光鲜照人，从而形成田甘霖与同时代汉族诗人迥异的诗歌风格。
田舜年不仅是诗人，也是一位散文家、戏剧家和文艺理论家。他与前辈诗人比较，更注意把容美山水自然的具体景点拓展在他的笔下。田舜年的存诗虽然极其有限，但从他的《山居》五首和三首咏荷诗可见，诗人善于在山光水色、鸟语溪唱的即景诗中抒发闲适襟怀，把有着容美乡地特质的景与物和自己的心性联在一起，赋予自然物以活的生命，揭示较为广阔的生活内涵。诗人赞誉大自然客体的本质美色既惟妙惟肖，又超脱浪漫，其意境层次清晰，其氛围动静结合，声情并茂，犹如一组组浓淡相宜、虚实相间的传统水墨画。他在《中秋登子耀如闻喜楼?喜迁莺》一词中，唱响“风月狂挑吟担，江山养就豪骨”的磅礴之音，与他“天机所动，将亦有自然之律吕”的文学理论相映生辉，从而使“田氏诗派”“师法山水自然”的诗歌取材方式由感性上升成为理性。他的散文《平山万全洞记》《晴田洞记》《万人洞记》《百顺桥》《九环坡碑约记》以及《五峰安抚司列传》《石梁安抚司列传》《水浕安抚司列传》等等，把山川风物与人文建筑的特写镜头剪接交织为具体形象的艺术画面，并注入了极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平山万全洞记》写历史沿革，纵横联想，沉痛回忆与变迁思索收束自如；写地域风光，俯仰生姿，方位展示与绘景状物丝丝入扣；其语言骈散结合，文白夹杂，铿锵而有乐感，出乎天籁，曲尽自然，恍若天险平山之雄风贯注在字里行间。《晴田洞记》既描绘了幽邃洞景，又记叙了战争史实，充溢着克敌制胜的豪迈情怀和对山川庇佑之恩的由衷感激。《百顺桥》虽经岁月风化使文字多有残损，然叙写诗人受康熙帝“陛见”的踌躇之志仍犹气贯长虹，且给后世留下了容美风土人情、容美行政疆域等方面极有价值的史料。《万人洞记》自表治理之功豪放英武；《九环坡碑约记》化用历史典故境界大开……诸“列传”均为记人、叙史、绘景、抒情融为一炉的艺术短章，人文历史与地域风情等多方面的价值交相辉映。
据有关史料记载，田舜年还著有一部游记体散文《清江纪行》，从他的切身感受入手，彩绘远古巴人的母亲河——清江沿线的旖旎风光，其中极有可能展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土家族人文风俗图景，若其为世所存，当是鄂西南土家族地区地域风情的一部奇书，或许它足可与顾彩的《容美纪游》媲美；可叹其“风流已被雨打风吹去”，如烟消，如云散，徒令后人空长嗟！
以古容美地区为其北端门户的武陵大山，奇峰嵯峨，溪谷幽深，道路崎岖，溶洞密集，村街小桥，云遮雾绕，常使人置诸“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故产生于武陵乡地的土家族文人诗歌也显得跌宕起伏，磊落突兀，迂回迷离，虚实相间，吞吐抑扬，不拘格调，气势磅礴，丰姿独具。浓郁的地域风情、缠绵的乡土情结、师法山水的艺术构思、“自言其所言”的理论主张等，使“田氏诗派”如其鬼斧神工的母性土地一样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在中国文学丛林具有极为独特的认识作用与审美价值。
田氏诗人们虽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其作品中浸润了容美山地乃至整个武陵山区的地域风情，展示出了他们朴素而执着的乡土情结。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部包容茫茫二百年诗歌创作历史的《田氏一家言》，其对容美山川洞府、名胜古迹的描述，其对土司兵、刑、礼、乐制度与风俗习惯的披露，竟远远不如汉诗人顾彩仅有五个多月见闻史的一部《容美纪游》。在《容美纪游》中，容美土司的社会形态、风俗民情更为真切可感。究其缘由，或许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田氏诗人如同“桃花源”中人，对“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诸般田园风情已是见惯不惊；而顾彩则如同误入桃花洞府的“武陵渔者”，通过与外地参照，“甚异之”的新鲜感、神秘感调动了他蓬蓬勃勃的艺术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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