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与电影所反映的中国本土生活，以及文化批判主题相关，《我不是潘金莲》的视听元素体现出民族文化特点和意味深长的讽喻性。艺术地运用电影视听符号，叙事上有诸多创新，标志中国讽刺喜剧电影创作的突破。《我不是潘金莲》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圆形画幅的使用，针对褒贬分歧，冯小刚曾解释：选取圆形画面并不是纯粹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因为它恰如其分。圆形画幅受到中国传统审美圆形构图的启发，更是对文化的符号表现。
圆形画幅和方形画幅相互转换
表现地方生活场景时使用圆形画幅，转场到庄严肃穆的北京则用方形画幅。画幅的方与圆隐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圆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圆地方外圆内方，讲究方正与圆通的辩证关系。片中的李雪莲是方的，充满棱角，不够圆通，认死理，因此才会为一点不可思议的小事告状十年，把自己的青春岁月都搭了进去。出场官员以及胡屠夫、李大头为代表的世俗之人表现出圆融的特点。李雪莲与周围人的冲突，即方与圆的冲突。李大头的圆使他接受贾聪明的建议，利用李雪莲对他的信任和感情，说服她不去上访，为儿子争取一个转正的名额。李雪莲的方使她眼里不揉沙子，得知真相后毅然断绝关系，再次踏上进京告状之路。
市长马文斌和秘书边走边聊，反思李雪莲告状一事
运用方与圆交替变换的背景隐喻表达文化深意。圆形画幅也有助于喜剧审美心理的形成。因为它限制了进入镜头的事物，形成相对冷静、理性的镜头语言，具有间离效果，促使观众获得观看的视角，作为窥视者对剧中人物产生评判的心理。影片借助高度形式化的元素赋予受众上帝视角，促使受众从事件中跳脱而出，符合喜剧艺术对审美主体性的强调——喜剧使人从激情中解放出来，对自己的周围和自己的存在永远进行明晰和冷静的观察。《我不是潘金莲》的配乐由胡琴、笛子、鼓、铙钹等民族乐器构成，民族音乐与片中徽派民居、小桥流水、蓑衣渡船、远山烟树等传统风物，以及地道的本土文化、人情世故协调一致。
比如李雪莲告状由县到市
转场：画面是依山傍水、粉墙黛瓦、马头墙的徽派建筑，背景是萧瑟凄清的笛音。此外，音乐在片中极为简约，画龙点睛恰到好处，起到很好的提示作用，凸显调侃戏谑的色彩。院长旬正一给老领导送行的酒宴，丝竹管弦优雅之音与酒席间的暄嘈杂声画对位，反讽中国官场的虚伪客套；李雪莲决定告状，鼓点声让人联想古代老百姓到衙门击鼓鸣冤；李雪莲上访的路上，一辆面包车缓缓驶来，急促的梆鼓声响起，当面包车从李雪莲身边驶过，梆鼓声戛然而止，李雪莲不见了，屏幕上赫然两个大字喝茶，声画营造出可笑荒诞的效果。李雪莲与赵大头闹掰后失联，县长郑重急如热锅蚂蚁，赶去向蔡市长汇报，转场：舞台正上演《三岔口》焦赞打店的一段，蔡市长在陪着领导看戏。追溯喜剧创作历史，无论中外，都将干预现实、鞭笞丑恶视作喜剧的主要功能之一。
西方自古希腊即形成以讽刺喜剧为主流的创作传统
中国喜剧的讽刺精神可以追溯到古代俳优文化。俳优虽为地位低下的娱人者，却常在娱乐外衣下以机敏幽默的辞令行讽谏之事。讽谏传统经唐参军戏、宋杂剧继续发展，宋杂剧以讥讽嘲笑为要旨，有些甚至对最高政治决策提出非议。元朝戏剧大发展，出现《看钱奴》《救风尘》等一批优秀喜剧。明清讽刺喜剧有《中山狼》，讽刺小说有《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20世纪抗战束后，出现《升官图》《群猴》等政治讽刺剧，以及一批优秀的讽刺喜剧电影《还乡日记》《乌鸦与麻雀》《三毛流浪记》等。解放之后，讽刺喜剧代表吕班导演的《新局长到来之前》《没有完成的喜剧》《不拘小节的人》，内容涉及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暴露出来的问题。文革束之后，思想禁锢解除，艺术创作恢复自由，出现《黑炮事件》等一批优秀喜剧电影。
冯小刚的《我不是潘金莲》是对中国讽刺喜剧传统的继承发展
当然，对严肃喜剧电影批判现实精神的强调，并非排斥其他类型的喜剧。追求商业成功的喜剧电影不可厚非，振兴中国民族电影业也离不开具有票房号召力的商业片创作，唯有如此，才能保证电影产业的良性循环，毕竟商品特性是电影的艺术性、技术性之外的第三特性。需要警惕的是一味追求娱乐主义，为笑而笑，逃避现实，所指空洞的喜剧。一味指责当下观众不追求深度是不对的。《战狼》《我不是药神》《老炮儿》等电影，放映时所受好评，恰是对心存成见，认为年轻人追求享乐，逃避深度观点的当头棒喝。嬉笑之怒，甚于裂眦。
结语：
喜剧具有社会清道夫的作用，可以照出心灵的阳光。如果社会的机体缺乏钙质，时代患了软骨病，疾病的治愈恰恰需要喜剧的力量。因此，呼唤具有时代担当，体现人文情怀，具有民族本土风格的喜剧电影。中国喜剧电影任重道远，期待中国喜剧电影更加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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